耆英在补充的第八至第十一条款中，实际上添加了许多严重的卖国条款，特别是第八条，影响尤为深远。 第八条的内容规定了，英国商人可以在五个指定口岸经商，但一旦与当地百姓发生纠纷，英国商人的行为将由英国政府负责，而中国的百姓则由中国政府管理。若有纠纷，英国商人由英国领事馆处理，中国百姓则由地方官员处理。这是关于英人在中国的司法审判权的规定。令人生气的是，耆英还特别附加了解释，强调这一条是为了避免冲突，确保双方长期和平共处，但实际上，他却在无意中将英人的司法审判权从中国的主权中分割出去，完全交给了英国。 在耆英奏报清廷之前，朝廷曾明确指示他坚持中国的司法主权，主张若有民人违法，理应由中国依法处理，与外国无关。然而，耆英却在南京条约中加入了这一条，开启了列强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先例。从此，外国人可以在中国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，而这对于中国主权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损失。 按照国际法的规定，外国商人在他国应当遵守当地的法律。但耆英却轻易地将这一重要的权力交给了英国，导致中国日后对外国人的管理失去了控制。与林则徐在林维禧案中的立场相比，耆英显然低估了这一条款的严重后果。 第九条的内容也同样令人费解。 第九条规定，英国不得庇护中国的罪犯，如果中国罪犯逃入英国的舰船，英国必须将其引渡给中国。原本，进入中国水域的英国船只应当接受中国的检查，但这一条款的加入后，中国将不能随意搜查英国船只，且中国罪犯一旦逃入英国舰船后，中国是否能够将其依法惩治，将完全取决于英国是否同意。 接下来的第十条也同样让人不解。 第十条规定，除广州外的其他四个通商口岸，只对英国开放，若其他国家要进入这些口岸，必须与英国协商。虽然五个通商口岸是英国凭借枪炮打开的，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口岸属于英国的专属领地，其他国家理应享有进入这些口岸的权利。然而，耆英却将中国的管理权交给了英国，允许英国对这些口岸的开放与管理拥有话语权。 第十一条的补充同样非常关键。 第十一条规定，开放的五个口岸的税率将按粤海关税例执行，由中国户部统一核准。制订关税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，按理说，中国应该有权独立决定关税税率。但耆英却将这一权力交给了英国人，要求英国在税率问题上也有决定权。这使得中国失去了对关税的自主权，璞鼎查等人看到这个机会，感到十分高兴。 实际上，在《南京条约》签订之前，英国政府已经制定了两套条约草案。第一套草案包括了五口通商、割让岛屿、赔款等内容，而第二套草案则侧重于确保英国在中国的特权。虽然中国拒绝了割让领土的要求，最终签订的《南京条约》实际上包括了许多英国最初没有设想的内容。签订条约后，英方发布声明，表示关税、英人在口岸的居住、驻华领事的权限等问题将暂时不谈，留待以后讨论。 然而，在看到中国政府愿意就这些问题重新进行谈判后，璞鼎查高兴不已，他以全权公使的身份邀请琦善到广东进一步商议，以便起草新的条约。由此，善后谈判转移到了广东虎门。 在虎门，璞鼎查提出了第二套方案中的若干要求，并与中方逐条对接，形成了新的12条协议。虽然表面上看，英方同意了中方大部分建议，但在这些同意的条款背后，英方悄悄插入了许多新的要求。 1843年10月8日，耆英与璞鼎查在虎门签订了《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》，也就是历史上的《中英虎门条约》。同一天，英国还强迫中方将7月22日已公布并实施的《五口通商章程：海关税则》作为条约附件正式成立。 《虎门条约》由两部分组成，一是《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》，二是《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》。条约共有31款内容，包括小船定例和26类货物的详细税率，是《南京条约》的四倍。通过这些条款，英方获得了领事裁判权、最惠国待遇、口岸租地权、军舰进驻口岸的权利等，同时中国也失去了对关税的控制权。 特别是在领事裁判权方面，英方规定，英人与华人发生纠纷时，由英国领事裁定，若中国人与英国人有纠纷，则由中国地方官和英国领事共同处理。这样的条款，严重损害了中国独立的司法主权。 至于片面最惠国待遇，英国在条约中规定，如果中国允许其他国家进入新开口岸，英国也将允许这些国家进行一体贸易。这种要求实际上是让中国对口岸的管理权完全交给了英国。 另外，《虎门条约》还规定，英国商人可以在所有通商口岸自由居住，不限时季，也可以购买土地建房，这使得租界成为了口岸中英国的领地，中国地方官员甚至无权进入。 英国军舰常驻中国港口的权利也被确认，璞鼎查宣称，英国将在中国口岸维持一定数量的军舰，以确保通商秩序。 在《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》中，税率被统一定为五分，即每种货物都按百分之五的税率征税。这让中国失去了自主决定关税的权利，而这个税率其实是世界上最低的进口关税之一。 不仅如此，条约还规定，进出口货物免征子口税，中国的内地税收也被英国人夺走。 虽然《南京条约》和《虎门条约》没有直接提到鸦片，但这些条约的签订仍然让鸦片问题得到了间接解决。实际上，英方在签约后曾提出，既然中国无法禁止鸦片，那么不如将鸦片贸易合法化，这样可以更好地控制鸦片，同时为中国政府带来税收。 尽管如此，这个建议并没有被正式采纳。直到1844年，璞鼎查才明确表示，鸦片交易仍然被禁止，并不受英国政府保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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